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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校長楊燦明:“雙一流”建設,功成不必在我,要久久為功
2019-07-22  中國教育在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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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教育在線總編輯陳志文專訪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校長楊燦明

  楊燦明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黨委常委、校長。1963年生,漢族,湖南桃江人。1983年畢業于湖北財經學院財政專業;1986年中南財經大學財政專業碩士研究生畢業;1996年中南財經大學商業經濟專業博士研究生畢業,獲經濟學博士學位。第二批國家“萬人計劃”領軍人才,首批“新世紀百千萬人才工程”國家級人選。

財經和政法天然就是一體

  陳志文: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從名字看比較復雜,像是多個高校合并后的命名。您能否簡單介紹一下學校的發展歷史?

  楊燦明:學校成立于1948年,正值解放戰爭時期,但已經看到了勝利的曙光。當時中共中央中原局在河南寶豐,局領導鄧小平、陳毅、劉伯承等想到,要開始著手為新中國的建設培養人才了。中原大學由此成立,校址就在河南省寶豐縣。中原大學成立沒幾個月就隨軍轉移到了開封,借用河南大學的校區,1949年又隨軍南下到武漢。

  學校的歷史大體可以分為四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就是從1948年到1953年的中原大學階段。這一階段學校換了好幾個校址,寶豐、開封、武漢,這時的學校主要是為新中國建立培養急需的人才,學習是短期速成的,幾個月就結業了。

  第二階段是院系分離階段。中原大學本來有四個學院,財經學院、政治學院、教育學院以及文藝學院。1953年,全國高校進行院系調整,教育學院和文藝學院就此分離出去,教育學院后來發展成為現今的華中師范大學;財經學院和政治學院分別變為中南財經學院和中南政法學院,在同一個校園里一南一北辦學。這一時期,學校出現第一次院系分離,它與全國院系調整的大背景是結合在一起的。

  雖然此時學校院系分離,但學校的專業實力在加強。以財經專業為例,中南財經學院是在當時中南五省一些著名大學(包括湖南大學、廣西大學、南昌大學、河南大學、武漢大學等)的基礎上成立的,各個大學財經專業的師資、圖書等資源全部聚集到一起;中南政法學院同樣,匯聚了中南五省一些著名大學(包括中山大學、湖南大學、武漢大學)政法專業的資源,其中中山大學法學專業作為全國最早的法學專業,也全部匯入了中南政法學院。

  在這一時期,雖然財經、政法兩兄弟院系分開了,但同時也分別吸收了中南地區一些知名院校的資源,所以此時的中南政法學院和中南財經學院在整個中原地區的實力是很強的。

  可以說,1948年到1953年的中原大學階段,學校的紅色基因生成,這也成為學校的重要特點之一;而1953年的院系調整則真正實現了現代大學的建立和運作,使學校進入到第二個階段。在這一階段,隸屬于財政部的中南財經學院和隸屬于司法部的中南政法學院被下放到湖北省。湖北省政府認為兩所學校分別運營成本較高,合并以后可以接受,所以中南財經學院、中南政法學院以及一個政法干校、武漢大學法律系合并成為省屬綜合性大學,即湖北大學。

  第三個階段就是文化大革命階段。受文革影響,湖北大學發展受到了沖擊,面臨停辦危機。最后經過努力,財經專業降格,政法專業取消,湖北大學被降格為湖北財經專科學校。當時全國有18所財經院校,最后只保留了兩所,一個是遼寧財經學院(今東北財經大學),另一個就是湖北財經專科學校。由于是專科學校,有的人認為這不算一所大學,只能算半所,所以也有版本說18所財經院校最后只留下了一所半。有時我跟學生們開玩笑說,你別看當時只有半所,但經過我們幾代人的努力,這半所后來成了教育部直屬“211”重點建設高校。

  改革開放以后,學校進入第四個階段。這一階段,學校與國家的發展基本上是同步的。1978年,學校恢復了本科招生,77級考生也是1978年春天入學的。這個階段,學校元氣恢復,把各地分散的師資聚攏并進一步引進新的師資。改革開放剛開始,湖北財經專科學校就更名為湖北財經學院;1984年,湖北財經學院法律系獨立出來,成立中南政法學院;1985年,湖北財經學院更名為中南財經大學。中南政法學院掛牌比中南財經大學稍微早一點。

  陳志文:小平同志特別重視法制建設。1986年,北京政法學院改名中國政法大學,小平同志題寫了校名。

  楊燦明:對。中南政法學院更早一些,1984年就掛牌了,中南財經大學是1985年掛牌,兄弟倆又分開了。2000年,財經、政法合并,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正式組建。分分合合,始終是一家人。

  學校名稱確實是長了一些,但是如果了解學校的這段歷史,就會覺得沒有關系。在某種意義上,校名代表了歷史的延續和傳承。

  習近平同志在2006年寫過一篇文章,明確表示市場經濟就是法治經濟。中國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我認為財經和政法天然就是一體。從這個角度看,這個校名是合適的。

  陳志文:在我看來,中央財經大學以及中國政法大學都是特點很鮮明的學校,但是財經政法的結合,你們是獨一份。

  楊燦明: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法律糾紛都會涉及到經濟利益,反過來任何經濟管理行為也需要依法依規,所以兩者天然是一體,具有內在的邏輯關系。

  陳志文:不僅如此,財經政法融合是當前社會發展和學科發展非常清晰的趨勢之一。

  楊燦明:您說得太對了。我經常在思考一個問題,現在高校為什么強調寬口徑,厚基礎,大類招生。

  工業革命以來,大學學科專業分得太細,大家的知識面越來越狹窄,所以解決實際問題時就會受專業局限性影響。這些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人往往不是學經濟學的,而是學數學、政治學、法律學以及心理學的人。現在進入學科綜合的時代,學校應該克服同質化辦學,實現特色發展。從這個角度來講,我們學校反而有優勢。

財經和政法的融通是學校特色和優勢

  陳志文:您是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畢業的,幾乎一輩子生活在這所學校。如果讓您向別人推薦和介紹學校,您會怎么說?

  楊燦明:第一,我們學校根紅苗正,具有純正的紅色基因。它是中國共產黨在戰爭年代創辦的大學,所以一定會堅持社會主義辦學方向,在立德樹人方面保持政治上的定力和立場。

  學校發展恰逢社會經濟建設及法制建設高速發展的時期。中國要實現“四個全面”,關鍵要解決經濟如何發展及社會如何治理兩個問題。2006年習總書記講到,市場經濟和法制經濟是一體兩面。我們學校的重點是財經和政法,恰好契合當前社會發展需求。

  第二,學校“頂天立地”,一方面關注前沿發展,另一方面也特別接地氣。學校的經濟學以應用經濟學為主,同時也很強調管理學和法學等應用科學。學校特別注意問題導向,從中國的實際出發培養學生,學生更契合市場需求。同時,因為學校財經和政法的融通,所以財經畢業生比外校學生多懂一些法律,法學畢業生則多懂一些財經知識。

  陳志文:專業設置上有什么特色?

  楊燦明:學校很早就開設了三通課程,經濟學通論、管理學通論及法學通論,這是所有專業學生的必修課;此外,學校還有很多第二課堂、第三課堂將財經政法融合在一起。

“雙一流”建設更實際、更科學

  陳志文:1999年大擴招以后,中國高校開始規模化擴張。現今提出的“雙一流”有時代大背景,我們可以理解為“雙一流”是211、985的升級版,也可以理解為“雙一流”的主要目的是推動學校走特色發展之路。您怎么評價“雙一流”建設?

  楊燦明:985工程是1998年5月4號提出的,雖然用的是數字代碼,講的卻是建設世界一流大學;211工程是面向21世紀建設100所重點大學;現在的“雙一流”,就是建設一流大學、一流學科。這三者實際上是一脈相承的,一方面要實現高校從規模擴張到內涵發展、質量提升,另一方面要實現由教育大國到教育強國的轉變。

  但“雙一流”有所創新、有所進步,它不但強調一流大學,還強調一流學科。因為有些大學整體而言很難實現世界一流,但是它的某些學科非常突出和優秀,“雙一流”建設也會助推這些學科發展。“雙一流”更實際、更科學,這是我的評價。

  陳志文:一流學科建設,實際上是鼓勵更有特色的學校去發展。

  楊燦明:沒錯!一些非教育部直屬的地方院校也能夠得到發展平臺和機會。

  陳志文:其實這些年985、211是有很多爭議的,您怎么評價985、211?

  楊燦明:十全十美的事是沒有的。要想把理念落地,就需要具體的形式和路徑,如果不推行985、211工程,那我們該如何建設一流大學、一流學科?高等教育建設需要抓手,985、211工程雖然也有弊端,但我認為利大于弊。

  陳志文:尤其90年代211工程啟動的時候,國家真的財力有限,只能拿出一部分錢先扶持一部分學校,它的不足之處可能是簡單劃塊,但這是時代特點,今天看來,當然是弊端。但我認為211工程對中國大學地位、質量的提升建立了非常重要的基礎。

  楊燦明:您看得比較準,當時確實如此。高等教育如果一定要做到非常精密,發展時機就錯失了,過了這個村沒這個店,所以國家必須抓住這個機遇,哪怕有一點不完善也沒關系。

  另外關于經費,我是這樣看的。我覺得985、211工程類似于經濟特區,以政策扶持為主,提供平臺和空間,高校自己發揮特長和優勢,匯聚資源資金、謀求發展、改善生源,這是一個良性循環。所以總體來講,我認為還是利大于弊,是成功的。

學校“雙一流”建設

功成不必在我,要久久為功

  陳志文:中南財經政法大學也在“雙一流”啟動名單里,學校的一流學科定的是哪個?

  楊燦明:最開始教育部讓我們申報時,是可以報學科群的。我們報的是法和經濟學科群,涵蓋兩個一級學科,即法學和應用經濟學。這個建設方案報給教育部,通過專家評審之后,教育部也批復了。后來教育部又公布了一流學科的名單,學校上榜的只有法學,依據是法學在第三輪學科評估中排名相對靠前。事實上,現在幾乎所有的兄弟院校都是按照原來的學科群方案在推進。

  陳志文:對。“雙一流”的核心是把資金下放到學科上,而不是像過去那樣下放到學校。您或者學校是怎么考慮借“雙一流”的東風來建設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的?

  楊燦明:對我們學校來講,“雙一流”主要是建設一流學科,一流學科就是要瞄準世界標準,做到世界一流。

  陳志文:在“雙一流”建設過程中,首先要對自己有個清晰的定位。

  楊燦明:所以一方面我們要在世界范圍內找標桿、找坐標系;另一方面,不能脫離中國實際,簡單地按照世界某個標準來操作,還是要有中國標準、中國特色。學校的財經、政法學科與社會經濟密切相關,比如說我國法學既不是海洋法系,也不是大陸法系,而是有中國特色的法制,如果簡單地學習哪個世界大學的標準,那可不行,甚至完全不能學。財經學科也一樣,我國是公有制為主體的基本經濟制度,沒有辦法照搬西方經濟學。我們現在也在探討,在某些領域,中國一流可能就是世界一流。

  總結來說,趁著一流學科建設的東風,學校一方面要在國際社會找坐標系,學習別人的長處;另一方面要提煉出法學和應用經濟學一級學科中的中國元素,從中國特色、中國話語權角度發出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的聲音。

  對中南財經政法大學來講,一流學科絕不搞運動式的、跟風式的、大干快上的學科建設,而是利用“雙一流”建設的契機和東風尋找安身立命的、與時代契合的、有前瞻性的核心競爭力。現在學校發展的大方向已經明確是政法、財經的融合,但是具體措施還未清晰,還在繼續探索。因為融合有深度融合,也有松散融合;我們想達成的是深度融合,融合之后還要提升。


圖源: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官博

  陳志文:現在有整體方案或者是計劃嗎?

  楊燦明:我們原來就有一個頂層設計,制定了法和經濟學科群建設方案,也制定了十三五規劃和學科發展規劃。現在的問題是如何把設計圖變成施工圖、路線圖,把頂層設計細化到各個學院和專業點。

  以應用經濟學為例。學校應用經濟學實際上分散在七個學院,如果要實現應用經濟學2020年通過驗收,由A-到A,將來到A+,需要七個學院統籌協調,這就牽涉到體制變動和學科調整。簡單地把七個學院變成一個學院既不現實也沒必要,所以學校需要將應用經濟學建設的任務細分到每個學院。

  2018年,學校按項目制申報了幾千萬的一流學科基金。這些項目的落實情況將在2020年迎來驗收、大考,通過之后又將迎來一個新的五年期發展。學校的發展是無止境的,校長的任期是有限的,當我退出歷史舞臺了,學校還在辦,所以我還得有長遠考慮,功成不必在我,但功成一定有我,要久久為功。

  陳志文:“雙一流”建設過程中,一定要有所為、有所不為,集中資源精力辦大事。院系矛盾對學校是傷筋動骨的,您有沒有遇到這類問題?

  楊燦明:有!院長有院長的思考角度,系主任有系主任的思考角度,我作為校長需要從全校出發考慮問題,這樣一來,矛盾很大。我們有一些專業已經做了調整,如電子商務、國民經濟學做了調整和歸并;下一步就是解決體制問題,調整一些重復的或者錯位的學院。

  陳志文:新高考改革是按專業報志愿的。

  楊燦明:對。浙江和上海的試點按專業來招生。按專業招生以后,生源與專業的契合度超過與學校的契合度,與我們這樣擁有一流學科的學校關系密切。

  陳志文:對你們來說,優勢學科會更強,錄取分數可能會超過985,但其它弱勢學科可能就慘不忍睹了。

  楊燦明:您說的非常對!面對這一改革,學校要未雨綢繆,不能等到被淘汰以后,毫無準備,措手不及,那個時候院系矛盾就是累贅。

  陳志文:我覺得這需要全校師生形成一個共識,在新時期的中國,考不上大學變成一件很困難的事情,在人人都能上大學的情況下,學生會挑更好更優質的大學。質量是什么?是學校的特色。

  那么反過來,無論是“雙一流”還是新高考改革,都是逼著學校變強。雖然院系裁撤很困難,但一旦老百姓心里有了排行榜,院系招不到好學生,甚至招不到學生,那就只能光桿了。

  楊燦明:所以這實際上是一個被動選擇,還是主動選擇的問題。如果我們下不了手,那么競爭機制會自動下手,而且一旦下手會更慘不忍睹。

要以事業留人,以文化留人,以感情留人

  陳志文:您是湖南人?

  楊燦明:對。

  陳志文:在我印象中,湖南人突出的特點是敢擔當、敢作為。針對新高考改革,您有沒有開始布局?

  楊燦明:我們已經在做一些前期工作,這個試點一旦全面推開,有些專業就要提前做打算。

  從目前情況來看,新高考改革對我們沖擊不大,因為我們在浙江、上海招生量也不大。但如果全面推開,確實會影響學校招生,所以借著10月份審核評估的機會,我們準備把改革措施推出來。首先是大類招生,在學院內部先大類,由過去50多個專業精簡為30多個專業,將來減到20多個;此外,該停招停招、該輪招輪招,早做規劃。

  目前,阻力最大的是師資調整。學校老人讓歷史消化、讓時間消化,但新師資引進,我已經開始把關,那些就業市場不好、社會需求不旺以及對學校來講沒有比較優勢的師資,就要非常謹慎地引進。

  陳志文:回到“雙一流”建設,坦率來講,“雙一流”頂層設計規劃是學科,但一下手就變成了抓人才。雖然教育部三令五申,但學校競爭最終演變成人才大戰。學校在人才引進上有什么樣的考慮?

  楊燦明:我們也受到了一點影響,沿海地區尤其是廣東引進人才的力度很大,我們也有少量的老師被挖走了,但是我們有出也有進,應該說進大于出。

  人各有志,人才流動也無可厚非,我認為這是大浪淘沙、優勝劣汰的機制,這是個好事。我持開放的心態,留得住人留不住心,還不如算了,我要的是他的心,不是他的人。此外,中國這么大,世界這么大,中國在世界上的吸引力又不斷地增強,一定要有“天涯何處無芳草”的自信。

  其實對學者、教授、專家來講,他們看中的首先還是事業平臺。我們自己還得練內功,搭建平臺,給教授、專家們創造條件、提供機會,以事業留人,以文化留人,以感情留人。當然以待遇留人也很重要。

  陳志文:我注意到您把文化放在感情之前,文化留人很有講究。

  楊燦明:文化是很重要的,因為感情這個東西,最后還是要有一個依托。

  陳志文:舒不舒心,綜合起來還是文化問題。

  楊燦明:文化肯定是大眾情感認同的東西,是一種更深厚的、更高層次的情感,情感濃縮和升華之后就成為文化。

  陳志文:吸引人才確實是文化、感情、事業缺一不可。在人才引進方面,學校有沒有具體的規劃或者指標?

  楊燦明:我們有具體的人才引進計劃,也給學院定下了人才建設指標。事實上,人文社科類大學的學科建設首先要抓人才工作,除了外部引進,還需要給有貢獻突出的人才以獎勵,悠悠萬事,唯此為大。

  目前,我們在人才引進上還急需補短板,在一些重點項目上還需取得突破,比如千人計劃、長江學者特聘教授等方面。

學校應當以學生為中心

  陳志文:您是79級的,您那一代大學生和現在的大學生有什么區別?

  楊燦明:我感覺過去跟現在肯定是有代溝的,但這代溝在某種意義上是社會發展的必然,是進步。我們有我們時代的印記,年輕大學生有當前時代的特點,不能簡單地說今不如夕。

  但我們還是要反思一下教育方式,為什么呢?因為雖然社會在進步,歷史在發展,人們的觀念在變化,但總有一些東西是不變的。國內教育的缺失可能是因為在不應該變的地方堅守不夠。

  我很懷念過去時代的寧靜,現在有點浮躁,也可能是現在社會壓力太大,我們那時候不用考慮就業問題。過去雖然沒有互聯網+,也沒有電腦、手機,比現在落后很多,但學生有很多時間看書,看自己喜歡的書,也不需要考證,不需要為了就業跑實習。我本科時就自愿讀完了《資本論》,還把所有偉大人物傳記看完了,我沒當過三好學生,很多時間都在看非專業類書籍。

  時代不一樣,也不能簡單類比,但是有些不應該變的東西要堅守,比如說三觀。

  陳志文:您希望您的學生包括社會上的年輕人,堅守哪些東西?

  楊燦明:大學生首先還是要健全人格、養成道德,然后才是學知識;即便是學知識也是先學方法,而不是學習現成的知識。

  此外,道德培養還不能從高等教育開始,應該從幼兒園開始,可以入腦入心。

  其實高等教育不只是教學科研,它存在于方方面面。像新生第一課、畢業典禮、開學典禮等,我一定參加,其他學生活動,我只要有時間都會參加,我也會跟學生一起在食堂吃飯,了解學校情況。

  陳志文:您做校長,有哪些具體做法嗎?

  楊燦明:我當校長時做了四件事。第一,堅持開學為五千多新生講新生第一課,包括大學歷史、大學文化、大學精神等。我想這一堂課會影響學生大學四年甚至更長的時間。

  第二,在畢業典禮上,我會為包括研究生在內的每個畢業生一一撥穗。在過去,畢業典禮都是校領導代表撥穗。

  第三,學校會贈送每位畢業生一套學位服。這個學位服經費來自校友捐款,衣服包裝袋上會寫校友公司名稱,這也是高低年級之間、校友之間的一種文化傳承。

  第四,從2018年開始,學校學生的一卡通不再注銷,直接變成校友卡,終身有效。


楊燦明校長在2017年畢業典禮上講話
圖源: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官博

  陳志文:校友卡可以去圖書館嗎?

  楊燦明:圖書館、醫院、食堂、行政大樓都可以。這些最后都會成為學校文化的一部分。

  陳志文:很小的東西可以支撐一個校園文化。

  楊燦明:對!學校要像個校園,有學術氛圍。我鼓勵學校多設置一些著名學者的塑像以及紀念場所等等,校園里不能到處都是小賣部和超市,商業氣氛太濃。我們給楊時展教授塑了一個銅像,這個銅像豎在校園里,大家都會認識這位杰出教授,這也是文化。

  此外,我非常重視校史的挖掘,包括校史館、檔案館以及其他各種分館等等。現在我正在抓70周年校慶,規劃搭建會計室文博館。大學需要有這種學術積淀,積淀到一定階段就成了文化。

  陳志文:您為什么選擇去做一些細小的事情呢?

  楊燦明:做任何工作首先要做到要點上,我認為對大學來講,這不是小事,人才培養是中心工作,要以學生為本。我只有跟學生打成一片,才能真正知道學生的訴求。

  陳志文:我覺得不僅如此,您還希望在方法上多多改進,通過成為學生的一員真正了解他們。

  楊燦明:您說得太對了!這又引出另一個話題來。我到很多學校評估,最后都會提一個問題:我們真的了解學生嗎?

  有一次,有所學校舉辦了一個名為“讀懂中國”的活動,請來校內外的專家學者做講座。這個活動引起了教育部的重視,關工委主任也來參加了,我們聊天時不約而同地提出,學生要讀懂中國,我們也要讀懂學生。

  我經常講,我們的教育管理部門都是五六十歲的人,最高決策層可能有六七十歲,學校校長五十多歲,學院院長四五十歲,系主任四十多歲,老師至少三十多歲,可是學生才十八九歲。我們應該考慮一下年齡差距以及年齡差可能導致的信息不對稱,只有多跟學生接觸,才可能盡量減少這種不對稱。

  陳志文:及時感知,減少誤解。

  楊燦明:只有讀懂學生,才能有針對性地培養。我們的人才培養方案是各個學院提出來,教育部組織教指委專家研究制定出來的,學生參與了嗎?學生都是被動地接受我們制定的方案,但這個方案真的是他們需要的嗎?不一定!

  陳志文:這一點很重要!美國高等教育的研究主題是學生服務,我們的高等教育研究核心是高等教育管理。

  楊燦明:對。

  陳志文:其實這些年大勢也在變,以清華大學為代表,高校工作迅速轉向學生服務。您不是搞教育研究出身的校長,能夠認知摸索出學校應當以學生為中心,并且真正去踐行,真是很不容易。

  楊燦明:我在高校待了38年,耳濡目染讓我有一些感悟。寶生部長說大學要四個回歸,我認為大學最后必須回到學生身上,因為大學跟研究機構不一樣,最終是要培養人的。

  陳志文:學校吸引人才也是為了培養人才。

  楊燦明:我們學校現在生源很好。這些優秀的學生進來,如何對得起他們,使他們畢業后在社會上有所成就,產品和原材料不至于有太大的落差,這是我們要考慮的。

我骨子里是個學者,做校長還未及格

  陳志文:您是從老師、院長、副校長到校長,你覺得教授和校長之間的區別是什么?

  楊燦明:校長是為教授服務的。有時候,教授向我反映問題、提出要求時,可能言語措辭不太恰當,要求過高。如果我是教授,我就會毫不客氣批評他了;但作為校長,我得耐心地聽,問題能解決就解決,不能解決就要做好解釋工作。

  陳志文:很多時候還得受點委屈。

  楊燦明:是這樣!有時候我會想,如果我不是校長,我比你還牛,但是你不能這樣說。我現在是校長、教授雙重身份,更多還是校長,按照教育部的要求,我首先要做政治家、教育家。崗位不同,看問題的角度也不一樣,所以我必須設身處地、以心換心地對待教授,理解對方。

  陳志文:如果讓您遵從內心做一個選擇,您愿意當教授還是校長?

  楊燦明:當教授是內心選擇,當校長是歷史使命,作為黨員我服從組織安排。

  陳志文:您當校長已經四年了?

  楊燦明:是的。

  陳志文:給這四年打個分,10分滿分,您打多少分?

  楊燦明:我可能打5.9分,我總覺得離及格還差一點點。

  陳志文:我很意外您給自己打5.9分,之后的目標是6.0分?

  楊燦明:對,及格。

  陳志文:您怎么評價自己,是一個什么樣的人?

  楊燦明:準確地說,我骨子里還是個學者。

  陳志文:對,我覺得您是一個樸實的學者。

  楊燦明:特別是現在這種競爭非常激烈的形勢下,我做校長壓力比較大,有時候有些吃力,只能盡力去做。

  陳志文:我覺得吃力是因為對自己要求高,就像您給自己打5.9一樣。

  楊燦明:也可以這么說吧。我是個完美主義者,做事情很有條理,精細化程度比較高,也容不得特別馬虎、馬大哈的人。同時,我還要講戰略,不能光埋頭干事,還得抬頭看天。這樣一來,我有時候會感覺精力不濟。

  陳志文:因為您視野比較開闊,對自己要求比較高。不過我很難理解為什么您給自己打5.9分,是覺得和目標還有比較大的距離嗎?

  楊燦明:因為現在社會價值比較多元,關于我的一些理念和舉措,大家看法不一,推行成本有點高;尤其是現在中央有一些要求,需要層層傳遞下去,工作量確實很大,所以壓力就有點大。其實這種情況也正常,需要我加倍努力。

  陳志文:您對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有一個什么樣的愿景或者規劃?

  楊燦明:第一,希望能夠立德樹人,成為學生成長、成才、成人的搖籃。第二,希望老師能在這個平臺上有所發展,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第三,希望已經畢業的、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廣大校友能夠認同認可學校這個共同的精神家園。

  陳志文:我在楊教授身上看到了我們所崇尚的老師情懷,作為一個非常踏實和樸實的專家,您所做的一切最后都是要回歸到學生。希望中南財經政法大學能在楊校長的帶領下實現自己的遠大目標,也希望楊校長早給自己打到8分,或者10分。

  楊燦明:謝謝!

  注:本次采訪時間為2017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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